当前中美气候合作体系的瓦解正引发全球气候治理的连锁危机。本文指出，两国从共同引领《巴黎协定》到陷入绿色技术供应链对抗的战略转变，已实质性削弱多边气候机制效能。美国退出关键气候承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与中国在关键矿产、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竞争相互叠加，导致清洁技术成本攀升、南北融资鸿沟扩大及国际信任赤字加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天富平台注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正沦为大国博弈的气候缓冲区，其能源转型进程面临被战略性产业政策撕裂的风险。

　　气候议题原本具备超越传统地缘竞争的非传统安全属性，但当前中美将绿色技术纳入战略自主框架，标志着环境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美国通过IRA法案构建排他性产业同盟，中国强化稀土供应链控制，实质是对全球低碳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这种零和化趋势暴露出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层矛盾：当技术标准与产业链成为大国权力投射工具，多边合作机制必然遭遇效能衰减。

　　中美气候共识曾推动历史性突破。当两国竞争蔓延至能源转型领域，全球气候外交能否重振旗鼓？

　　中美气候合作的崩塌已造成全球治理真空。从不断攀升的贸易壁垒到陷入停滞的多边气候融资，这场战略竞争不仅威胁减排目标，更冲击支撑全球能源转型的脆弱供应链与制度框架。当气候变化从共同挑战演变为技术及产业竞争的零和战场，其影响已扩散至全球范围。

　　美国废除关键气候框架——最近表现为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暂停对外气候援助以及对《通胀削减法案》（IRA）激励措施的不确定性——终结了长达十年的共同愿景。这些举措与不断升级的关税和出口限制相结合，正加速绿色技术供应链的武器化，在气候危机加剧之际破坏全球合作。

　　中美气候共识曾催化历史性突破，双方合作共同支撑了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统一了全球气候政策基准，并通过联合创新与规模化应用降低了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这一务实合作时代使发展中国家得以更经济地采用清洁技术，并更深入参与国际气候论坛。

　　这种合作已让位于气候碎片化的新时代。战略竞争正塑造关键矿产、稀土、太阳能及电池组件等全球绿色转型核心技术的政策。后果显而易见：贸易壁垒推高清洁能源部件成本、延缓技术部署，并瓦解支撑跨境创新所需的信任。

　　新兴市场所受冲击尤为剧烈。在东南亚，美国对中国经第三国转运的太阳能产品加征关税，抑制了市场投资并危及区域能源计划。在更广泛的全球南方，美国暂停对外气候援助（包括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s等机制）削弱了大规模脱碳融资的努力。这些倒退加剧全球不平等：富裕国家通过补贴与产业政策确保绿色技术优势，而贫穷国家在气候冲击与经济失衡面前愈发脆弱。

　　企业也面临割裂的气候运营环境。例如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因政治压力及技术泄露担忧，推迟了墨西哥工厂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第一太阳能公司正应对IRA补贴暂停的影响，该补贴曾支撑其扩张与本土招聘计划。

　　在此新格局下，中美间信任与制度连续性的侵蚀不仅影响双边成果，更损害全球气候治理的公信力。各国不得不在竞争性气候联盟间周旋，企业被迫押注长期监管与政策稳定的可能方向。

　　这并非呼吁怀旧。21世纪初的合作模式或许已不可行，但缺乏协调不等于放任脱钩，各行业与地域的利益相关者必须以更清晰的思路应对不确定性。

　　在不牺牲气候进展的前提下管理竞争，需要建立新的防护机制。以下措施为缓解碎片化、推进全球能源转型提供可行路径：

　　美中与关键第三方（如欧盟、东盟、非盟）应将结构性气候议题嵌入G20、APEC、COP等多边论坛，而非寻求双边突破。此类对话不追求具有约束力的合作，而应聚焦设定最低标准以防止绿色贸易战升级，并维持排放透明度、技术标准与供应链韧性的基线承诺。当前目标应是竞争性共存而非深度合作。

　　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能源转型雄心受困于竞争性绿色产业政策的国家）成为中美气候竞争的附带损害，国际金融机构与G7应扩大中立、去政治化的融资机制——类似JETPs但明确规避地缘政治附加条件。此举将助力东南亚、非洲与拉美获取清洁技术与资金，而无需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

　　中美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应试点绿色贸易走廊或特殊经济区，允许太阳能板、电池及关键矿产等脱碳核心商品在严格透明度与可持续标准下享受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减免。即使有限度的此类安排也能稳定能源转型供应链关键环节，逐步重建信任，同时允许战略竞争在其他领域持续。试点可聚焦新加坡、香港或迪拜等监管协同度高、基础设施成熟的战略贸易枢纽。

　　中美气候合作的终结标志转折点。这将成为系统性崩溃还是战略重组，取决于后续行动。若以远见管理并植根于共同星球利益，竞争仍可能驱动创新并重燃全球紧迫性。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也需发挥能动性，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在日益割裂的全球图景中推进公正能源转型优先事项。

　　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与本平台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